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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定能战胜病毒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病毒进入网络后，一日之间就能来到飞机抵达的任何城市：巴黎、东京、纽约、洛杉矶。夏尔·莫内带着他体内的那种生物进人了这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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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病毒炸开的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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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搭乘的是螺旋桨驱动的福克友谊飞机，这架通勤小型机的额定乘员为三十五人。飞机发动引擎，飞过维多利亚湖，湛蓝的湖水波光闪烁，点缀着渔民的独木舟。友谊飞机转向东方，越过遍布茶园和小农庄的绿色丘陵。非洲的通勤航班通常总是满员，这家航班多半也不例外。飞机飞过森林条带，飞过扎堆修建的圆形茅草屋，飞过铁皮屋顶的村庄。地势陡降，变成岩架和沟壑，颜色也从绿色变成棕色。飞机正在越过东非大裂谷。乘客望着窗外的人类诞生地，看见一圈圈的刺灌丛里有星星点点的茅草屋，牛只踏出的小径从茅草屋向外辐射。螺旋桨隆隆轰鸣，友谊号经过云街，也就是裂谷上空的蓬松积云，机身随之抖动摇晃。莫内晕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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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航班的座位狭小而拥挤，机舱里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注意到。机舱密闭，空气循环流通。要是有什么异味，你立刻会觉察。你不可能看不见一个病恹恹的男人。他蜷缩在座位上。他有点不对劲，但你说不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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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晕机袋捂着嘴，从肺部深处咳嗽，把某些东西呕进口袋。口袋渐渐鼓起来。他也许环顾四周，你看见他的嘴唇上沾着混有黑色斑块的红色粘液，就好像在嚼咖啡渣。他的双眼颜色仿佛红宝石，脸上毫无表情，遍布瘀伤。几天前开始出现的星状红斑已经扩散，合并成了大块的紫色团块：他的整个头部都变成了黑色和青色。面部肌肉在下垂，结缔组织在消融，一张脸像是挂在底下的骨头上，仿佛面部正在逐渐脱离颅骨。他张开嘴，向口袋里呕吐，吐个没完没了呕吐确实不会停止，他的胃部早就空了，但他还在不停吐出液体。充满晕机袋的东西名叫“vomitonegro”，也就是“黑色呕吐物”。黑色呕吐物并不完全是黑的，液体有两种颜色：犹如沥青的黑色颗粒混在鲜红色的动脉血里。这是内出血，气味仿佛屠宰场。黑色呕吐物满载病毒，感染性极强，高度致命，能吓得军方的生物危害专家魂不附体。黑色呕吐物的气味弥漫在机舱里。晕机袋装满了，莫内合上口袋，卷起袋沿。口袋鼓胀，泡得发软，有可能被撑破，他把口袋递给乘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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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埃博拉疫情，2014年9月18日，蒙罗维亚，利比里亚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一名30岁的埃博拉患者移走。DanielBerehulak

危险病毒在宿主体内增殖时，病毒粒子会渗透进入身体，从大脑到皮肤的每一个部分。军方专家日后会说病毒经历了“极度扩增”。这可不是普通感冒之类的东西。极度扩增到最高峰，一滴眼药水大小的患者血液内就有数以亿计的病毒粒子。换句话说，占领宿主躯体的生物体正企图将宿主转化成它本身。然而，转化过程不完全成功，结果制造出混有病毒的大量液化血肉，算是一种生物事故。在莫内体内发生的就是所谓的极度扩增，其外在表现正是黑色呕吐物。

他整个人显得硬邦邦的，像是动一动就会扯断体内的什么东西。他的血液正在凝结：血流载着血液凝块，凝块在身体各处淤积：肝脏、肾脏、肺部、双手、双脚、大脑里全塞满了凝固的血块。简而言之，他的整个身体都在中风。凝块在肠平滑肌内堆积，切断了肠子的供血。肠平滑肌逐渐坏死，肠子开始变黑。他不再能完全感觉到疼痛了，因为在大脑内堆积的血液凝块正在阻断血流。脑损伤抹除了他的人格。这是所谓的“人格解体”，生命活力和性格特质渐渐消失。他慢慢变成了机器人。大脑里的小块组织正在液化。意识的高级功能首先磨灭，只剩下脑干深处的区域（原始的“鼠脑”、“蜥蜴脑”）还有活力，仍在工作。不妨这么说：夏尔·莫内的灵魂已经死了，只有他的肉身依然活着。

呕吐发作似乎挣破了鼻腔血管，他开始流鼻血。没有凝块的鲜红色动脉血淌出两侧鼻孔，滴在牙齿和下巴上。血怎么都止不住，因为凝血因子已经耗尽。乘务员递给他一把纸巾，他拿来堵住鼻孔，但血液无法凝结，纸巾很快被泡透了。

坐飞机的时候，邻座若是突然发病，你肯定不会招呼别人来看，免得害得他难堪。你会对自己说，这个人会好起来的。也许他只是不习惯乘飞机呢？他晕机，可怜的家伙，再说飞机上经常有人流鼻血，空气那么干燥而稀薄……你会压低声音问他要不要帮忙。他没有回答，或是嘟囔了几个你听不懂的字眼，因此你决定视而不见，只是飞机似乎怎么都不肯落地。乘务员或许也问了他要不要帮忙，但感染了这类致命病毒，患者的行为会出现变化，让他们无法对好意做出反应。他们变得充满敌意，不愿意被人触碰。他们似乎没法好好说话。他们报得出自己的姓名，但说不出今天是星期几，也无法说清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

友谊号穿过云层，顺着大裂谷翱翔，莫内瘫坐在座位里，似乎在打瞌睡……也许有乘客怀疑他是不是死了。不，不，他没死。他在动。红色的眼睛睁开了，眼珠稍微转了转。

时间到了傍晚，太阳落在大裂谷以西的山岭背后，向四面八方投射光束，仿佛太阳在赤道上撞得粉碎。友谊号缓缓转弯，朝着裂谷东侧的峭壁飞去。地势越来越高，颜色从棕色回到绿色。恩贡山出现在右侧机翼下，飞机开始降落，掠过能看见斑马和长颈鹿的稀树草原。一分钟后，飞机在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降落。莫内动了动。他还能走路。他站起身，鲜血滴落。他走下舷梯，踏上停机坪。他的衬衫染满血污。他没有行李。他的行李全在体内，是大量增殖后的无数病毒。莫内已经变成了人体病毒炸弹。他慢慢走进航站楼，穿过建筑物，来到出租车聚集的弯道上。出租车司机包围了他“要车吗?”“要车吗?”

“内罗毕……医院，”他喃喃道。

其中一名司机搀扶他上车。内罗毕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和顾客攀谈，这位司机多半问了他是不是不舒服。答案显而易见。莫内觉得胃里稍微好受了点。他的胃沉甸甸的，感觉发麻而肿胀，仿佛刚吃了一顿大餐，而不是空荡荡的痛得火烧火燎。

出租车开上乌呼鲁高速公路，驶向内罗毕城区。出租车穿过点缀着刺槐树的草原，经过厂房，开过环形交叉路，进人内罗毕熙熙攘攘的街道。路肩上的人群摩肩接踵，女人走在土路上，男人在闲逛，孩童在骑自行车，路边有个男人在修鞋，一辆拖拉机载着一车木炭。出租车左转上了恩贡路，经过一片市区公园，爬上一段斜坡，驶过成排的蓝桉树，拐进一条窄路，开进有岗亭的大门，内罗毕医院终于到了。车停进卖花小铺旁的出租车停车位。玻璃门上有个“门诊部”的标记。莫内拿出钱给司机，下车打开玻璃门，他走向接诊台，打手势表示他病得厉害。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

这个人在流血，稍等一下，医生马上给他看病。他必须等医生腾出手来，但医生立刻就会给他看病，别担心。他走进候诊室坐下。

候诊室是个小房间，摆着带软垫的长椅。清澈、强烈而古老的东非光线穿透一排窗户，落在堆放着脏兮兮的杂志的桌子上，将方形亮斑投在灰色地面上，地上铺着石子，正中央是个排水口。房间隐约有烟熏味和汗味，坐满了眼神呆滞的患者，非洲人和欧洲人肩并肩坐着。门诊部常有割伤等待缝针的人。人们很耐心，用毛巾捂着头皮，用绷带缠着手指，你能看见布料底下透出血色。就这样，夏尔·莫内坐在门诊部的长椅上，他看起来和候诊室里其他病人没什么区别，除了一张毫无表情的青紫色面孔和一双红眼睛。墙上的告示提醒患者当心小偷，还有一张告示写着：

请保持安静，感谢您的配合

请注意：这里是门诊部，急救病人优先处理

遇到这种情况，您需要耐心等候通知

莫内很安静，等待着通知。突然，他进入了最终阶段：人体病毒炸弹爆炸了。军方生物危害专家对这种情况有个说法。他们说患者“崩溃并流血至死”，稍有礼貌些的说法是患者“倒下了”。

他感到眩晕，极度虚弱，他的脊梁塌下来，松弛无力，他失去了所有平衡感。房间不停旋转。他进人休克状态。他俯下身，头部搁在膝盖上，随着一声痉挛般的呻吟，胃里涌出巨量血液，泼洒在地上。他失去知觉，向前倒在地上。房间里只听得见他喉咙里的哽咽声，他已经昏迷，但还在继续呕出血液和黑色物质。这时响起了床单撕裂的声音，那是大肠完全打开，血液从肛门向外喷射。血液里混着肠壁组织。他排泄出自己的内脏。肠壁组织脱落，随大量鲜血一同排出体外。莫内已经崩溃，血液正在流尽。

候诊室的其他病人慌忙起身，避开地上的男人，大声呼叫医生。他周围的血泊迅速扩张。致命病毒摧毁了宿主，此刻忙着钻出他身体的每一个孔穴，正“试图”找到新的宿主。

疯狂寻找新宿主

1980年1月15日

护士和护工推着轮床跑过来，将夏尔·莫内抬上轮床，推进内罗毕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广播里响起召唤医生的通知：ICU有一名患者流血不止。一位名叫谢姆·穆索凯的年轻医生赶到现场。穆索凯医生是医院里公认最优秀的内科医生，精力充沛，热情而幽默，经常接连工作许多个小时，对急诊有很好的直觉。他看见莫内躺在轮床上。他不清楚这个人出了什么事，只知道患者显然在大出血。没时间去研究出血的原因了。患者呼吸困难随即停顿：血液被吸人肺部，引发呼吸骤停。

穆索凯医生摸他的脉搏：心跳微弱而虚弱。护士跑去取来喉镜，喉镜是一根导管，可用于疏通患者的气管。穆索凯医生扯开莫内的衬衫，观察胸部的起伏情况，他站在轮床顶端，俯身对着莫内的面部，上下颠倒地直视莫内的双眼。

莫内通红的眼睛望着穆索凯医生，但眼球一动不动，瞳孔已经放大。脑损伤：意识消失。他的鼻部和口腔都沾满血液。穆索凯医生将患者的头部向后抬起，打开气管开口，以便插人喉镜。他没有戴橡胶手套。他用手指在患者的舌头四周扫了一圈，清理死细胞、粘液和血液。滑溜溜的黑色凝血沾上了他的双手。患者散发出呕吐物和血污的气味，但这对穆索凯医生来说并不稀奇，他集中精神做他的工作。他低下头，面部离莫内的面部只有几英寸，他望进莫内的口腔，以确定喉镜的位置。喉镜滑过莫内的舌头，他推开舌头，望着会厌后部的气管，这个黑窟窿通向肺部。他将喉镜插进洞口，凑近目镜查看。莫内突然一抖，身体抬了起来。

莫内再次呕吐。黑色呕吐物涌过喉镜，从莫内的嘴里喷了出来。黑色与红色的液体溅到半空中，落在穆索凯医生身上。液体钻进他的眼睛，洒在白色制服和他的胸口，留下几道夹杂着黑色斑块的红色粘液。液体落进他的嘴里。

医生摆正患者的头部，用手指清理他口腔内的血污。血污沾满了医生的双手、手腕和前臂。血污到处都是：轮床上、医生身上、地上。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穆索凯医生顺着气管朝下看，将喉镜向肺部插得更深了。他见到气管里也在出血。

空气嘶嘶地进人患者的肺部，他终于又能呼吸了。

看起来，患者由于失血而陷人休克。他失去了太多的血液，乃至于开始脱水。血液从身体的每一处孔窍向外喷涌。体内剩下的血液已经不足以维持循环，因此心跳才那么虚弱，血压也快降到了零。他需要输血。

护士取来一袋全血。穆索凯医生将血袋挂在点滴架上，拿起针头插进患者的手臂。患者的血管似乎有问题；血液在针头周围涌了出来。穆索凯医生再次尝试，将针头插进患者手臂的另一个位置，扎向血管。失败。依然血如泉涌。无论他把针头扎进患者手臂的什么地方，血管都会像煮熟的通心粉那样破裂，涌出血液；血液从患者手臂上的针孔向外冒，无法凝结。他的血液显然有问题。穆索凯医生害怕患者会因为手臂上的针孔冒血而失血死亡，因此放弃了输血的念头。患者的内脏还在出血，而且黑得像沥青。

莫内陷入更深的昏迷，再也没有恢复知觉。第二天凌晨，他在重症监护病房死去。穆索凯医生始终陪在病床边。

谁也不清楚是什么杀死了他。死因不明。医生解剖遗体，发现肾脏已经损坏，肝脏也一样。肝脏是黄色的，有些地方甚至液化了就像死尸的肝脏；仿佛莫内还没死就变成了一具尸体。黏膜腐脱，也就是肠壁组织脱落，同样常见于陈放几天后的尸体。死因究竟是什么？说不清楚，因为可能性实在太多。患者体内的一切都不对劲，确实是“一切”，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致命：血液凝块、大量内出血、肝脏变成糊状物、肠子灌满血液。没有词汇、分类法甚至语言可以形容他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医生最后称之为“爆发性肝功能衰竭”。他的遗体被装进防水袋根据一名当事人的描述，就在当地落葬。多年后，我拜访内罗毕的时候，没有人记得坟墓在哪里。

▲荣获2011最佳科学 影信息图形类鼓励奖的埃博拉病毒插图

1980年1月24日

患者的呕吐物溅人了谢姆·穆索凯医生的眼睛和口腔，九天后，他的背部渐渐感到酸痛。他可不太会背痛说真的，他从没体验过严重的背痛但他毕竟快三十岁了，觉得自己也快到腰背损伤的年纪。过去这几周他非常辛苦。他先是彻夜陪伴一位心脏有问题的患者，第二天又陪着一个内陆某地来的大出血病人过了近一宿。因此他一连几天没睡觉。他没把呕吐的事情放在心上，疼痛渐渐向全身蔓延，但他依然未曾多想。紧接着，他照镜子的时候，发现眼球变红了。

眼球变红：他怀疑自己染上了疟疾。这时他开始发烧，因此肯定是感染了什么东西。背痛持续蔓延，全身肌肉都痛得厉害。他服用抗疟疾的药物，但毫无用处，因此他请护士给他注射抗疟药剂。

护士在他手臂上做肌肉注射。针刺的疼痛异常剧烈。他从未因为区区一针感觉到这么可怕的疼痛；这种情况很反常，值得引起注意。他开始琢磨为什么一次普通的注射就能带来那种级别的剧痛。接下来，他的腹部开始疼痛，他怀疑自己感染了伤寒，于是吃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但病情没有缓解。另一方面，患者需要他，所以他还是在医院里奔忙。胃部和肌肉的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他开始出现黄疸。

剧痛使得他无法自我诊治，工作也只能暂时放下了，他去找内罗毕医院的内科医生安托妮亚·巴格肖。她为他做完检查，确认了发烧、红眼睛、黄疸和腹痛，但得不出明确的结论，只怀疑他患上了胆结石或肝脓肿。胆结石急性发作或肝脓肿都可能导致发烧、黄疸和腹痛（但无法解释眼球发红），医生给他的肝脏做了超声波检查。从成像上能看出肝脏有些肿大，但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异常。这时穆索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医生将他安置进私人病房，护士二十四小时轮流照看他。他的脸变得毫无表情。

胆结石急性发作有可能致命。巴格肖医生建议给穆索凯医生做探查手术。由伊姆雷·洛夫勒医生带队的外科医生小组在内罗毕医院的主手术室打开了他的身体。切口位于肝脏上方，医生拉开腹部肌肉，在穆索凯体内见到的怪异景象令人震惊，谁也解释不了：肝脏肿胀发红，呈现出病态，但医生找不到胆结石的症兆。另一方面，他流血不止。外科手术肯定会切断血管，被切断的血管会出血一段时间，随即凝结；要是出血不止，医生会用明胶海绵止血。穆索凯的血管不停出血：他的血液无法凝结，就好像得了血友病。医生把明胶海绵敷在他的整个肝脏上，但血液继续渗出。医生不得不从切口吸掉大量血液，但清理干净之后，血液又会积满切口。就像在积水线下挖洞，积水的速度和排水一样快。一名外科医生后来告诉别人，手术团队“被鲜血泡到了胳膊肘”。他们从肝脏上切下一小块用以活检，将组织泡进固定液，以最快速度缝合刀口。

手术后，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肾脏开始衰竭。他似乎就快死了。他的医生安托妮亚·巴格肖恰好要出国，一位名叫戴维·希尔佛斯坦的医生接管了他。穆索凯医生有可能会肾衰竭，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这给医院染上了非常时期的色彩：同事都很喜爱他，绝对不想失去这位伙伴。希尔佛斯坦怀疑穆索凯医生感染了某种罕见的病毒。他采集患者血样，提取了血清。血清是透明的金黄色液体，去除血液中的红血球后就可以得到。他将几试管冷冻血清提交给各大实验室进行化验，其中有南非桑德林汉姆的国家病毒学研究所，有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疾病控制中心。他开始等待结果。

状如细丝的病毒

戴维·希尔佛斯坦居住在内罗毕，不过在华盛顿特区也有住所。前几年夏天，他来办事，我在他家附近一个购物中心的咖啡馆见到了他。我们坐在一张小桌前，他讲述莫内和穆索凯的病例。希尔佛斯坦身材瘦削，个子不高，年届五旬，留小胡子，戴眼镜，眼神警觉而敏锐。尽管他是人，但说话间有一丝斯瓦西里口音。我和他见面的那天，他身穿牛仔上衣和蓝色牛仔裤，皮肤晒得黝黑，体型很好，神态安详。他有飞行执照，自己驾驶飞机。他拥有东部非洲最大的私立医疗机构，因此在内罗毕属于名流。他是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的私人医生，会陪同总统一起出国访问。他为东部非洲的各种重要人物看病：腐败的政客，探险时生病的男女演员，日薄西山的英国在非贵族。他是戴安娜·德拉米尔女勋爵老年时的私人医生，陪同她旅行，监测她的血压和心跳（她有心脏问题，但不肯放弃最喜爱的运动：出肯尼亚海岸深海钓鱼）。他还是柏瑞尔·马卡姆的医生。马卡姆著有夜航西飞，讲述她在东部非洲当飞行员的经历。她喜欢在内罗毕航空俱乐部消磨时间，拥有千杯不醉的酒徒美名。(“到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个被酒泡软的老阿姨了。”）他的患者穆索凯医生在疾病史上也有自己的名声。“我给他上了维持疗法，”希尔佛斯坦对我说，“我只能做到这么多。我尽量给他输人营养，体温过高时帮他退烧。简而言之，我是在束手无措的情况下照顾一个病人。

一天半夜，凌晨两点，希尔佛斯坦在内罗毕家里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一名驻扎肯尼亚的研究人员，说南非方面在穆索凯的血样里发现了非常可怕的东西。“血样对马尔堡病毒呈阳性。情况很严重。我们对马尔堡病毒没什么了解。”

希尔佛斯坦根本没听说过马尔堡病毒。“放下电话，我睡不着了，”他告诉我，“有点像是醒着做梦，我一直在琢磨马尔堡病毒是什么。他躺在床上，想着朋友和同事穆索凯医生，害怕这种病原体已经在医护人员中扩散了。“我们对马尔堡病毒没什么了解，”这句话始终回荡在耳边。他再也睡不着了，最后起来穿衣服，开车赶往医院，天没亮就冲进了办公室。他翻出一本教科书，开始查找马尔堡病毒。

条目很简略。马尔堡病毒来自非洲，却有个德国名字。病毒根据第一次发现的地点命名。马尔堡是德国中部的古老城市，被森林和牧场环绕，厂房坐落于绿色山谷之中。1967年，病毒在一家名叫“贝林制药”的工厂爆发，他们使用非洲绿猴的肾脏细胞生产疫苗，定期从乌干达进口猴子。病毒潜伏在前后空运来的五六百只猴子体内来到德国，其中只有两三只携带病毒，多半根本看不出病症。总而言之，它们来到贝林制药后不久，病毒开始在猴群中蔓延，其中有几只“崩溃并流血至死”。很快，马尔堡病毒跨越物种传播，突然在城区人口中显形。这是病毒扩增的一个事例。

已知第一个感染马尔堡病毒的人类名叫克劳斯·F，他是贝林制药负责喂养猴子和清洗铁笼的工作人员。1967年8月8日，他表现出症状，两周后死去。我们很不了解马尔堡病毒，只出版过一本书，1970年在马尔堡大学召开过关于这种病毒的研讨会，事后将论文汇集出版。在这本书里，我们得知：1967年8月13日，猴群管理员海因里希度假归来，从14日到23日上班宰杀猴子。最初的症状出现在8月21日。8月28日，实验室助理雷娜塔·L打破了一支等待消毒的试管，试管装有被感染的组织。1967年9月4日，她病倒了。

就是这样。患者在暴露于病毒之下后七天左右开始头痛，病情迅速恶化，高烧、凝血、喷吐鲜血和临终休克。短短几天内，马尔堡市的医生以为世界末日降临了。最后统计，病毒的感染者共有三十一人，其中七人死在血泊中。马尔堡病毒的致死率约为四分之一，因此属于极度致命的病原体：哪怕在最现代化的医院里，患者连上生命支持机器，马尔堡病毒也能杀死四分之一的被感染者。相对而言，黄热病这种高度致命的病毒，在病人被送进医院后，致死率仅有二十分之一左右。

马尔堡病毒是丝状病毒（mOV1mS)家族的一员，它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丝状病毒。FUmarns是个拉丁词，意思是“状如细丝的病毒”。丝状病毒之间外观相似，仿佛亲生姐妹，但和地球上的其他病毒都不一样。绝大多数病毒都是胡椒粒似的球形颗粒，而丝状病毒却犹如缠结的绳索、头发、蠕虫或毒蛇。在摧毁患者的身体之后，它们出现在大量血污之中，样子像是倾倒在地上的一大盆意大利面条。马尔堡病毒有时候会盘成燕麦圈似的环形，它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种环形病毒。

在德国，马尔堡病毒对大脑的影响尤其令人惊恐，它和狂犬病有相似之处，病毒通过某些方式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并有可能摧毁大脑。马尔堡病毒粒子的外形和狂犬病病毒粒子也有点像。狂犬病病毒粒子的外形像是子弹。假如你拉伸这颗子弹，它就会像是一段绳索，再把绳索盘成圈，它就变成了马尔堡病毒似的圆环。人们刚开始以为它和狂犬病有亲缘关系，于是称之为“延伸狂犬病”。后来才确定马尔堡属于它自己的科。

夏尔·莫内死后不久，研究人员确定了丝状病毒科的地位，它由马尔堡病毒和两种埃博拉病毒构成。这两种埃博拉病毒分别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和苏丹埃博拉病毒①马尔堡是丝状病毒三姐妹中最温和的一位，其中最可怕的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致死率达到了惊人的十分之九，一百名感染者有九十名难逃一死。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就像是人命的黑板擦。

▲2014年12月16日，西非埃博拉疫情，利比里亚Foya，JosephGbembo凑到母亲的坟墓上。他有4名家人死于埃博拉疫情。DanielBerehulak

被三者中最温和的马尔堡病毒感染，患者会像遭受了核辐射，几乎所有组织都会受到损伤。它对内脏器官、结缔组织、肠道和皮肤的攻击尤其凶猛。在德国，所有侥幸逃生者都失去了头发：他们变成秃头或斑秃。毛囊组织坏死，头发大把脱落，就好像遭受了辐射伤害。身体的所有孔窍都在出血。我见过死于马尔堡病毒的患者照片，拍 于这名患者过世前几小时。患者躺在床上，上半身没穿衣服，脸上毫无表情。胸部、双臂和面部布满红疹和瘀斑，乳头淌血。

在康复期间，存活者的皮肤会从面部、双手、双脚和生殖器上脱落。有些男人遭遇了睾丸肿胀、发炎和部分腐烂。睾丸感染最严重的病例出现在一名停尸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负责处理感染者的尸体，从尸体身上感染了病毒。病毒会在部分患者的眼球液体里存活许多个月。谁也不清楚马尔堡病毒为何钟情于睾丸和眼球。一名男子通过性交将病毒传给了妻子。

医生注意到马尔堡病毒对大脑的独特作用。论文集里如是说:“大多数患者显得很阴郁，行为略带攻击性或抗拒性。两名患者感觉自己躺在饼干屑上。一名患者精神错乱，显然是脑损伤的后果。另一位名叫汉斯·o-v的患者没有任何精神失常的症兆，他的高烧退去，病情似乎渐渐稳定，但突然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血压急剧下降身体很快垮了，他随即死去。医生解剖尸体，打开颅骨后发现脑部中央出现了严重的内出血。他的“大出血”流进了大脑。

这个谜团许多年没有得到解答。1982年，一名英国兽医主动报告了马尔堡病猴的新目击证据。我称他为琼斯先生（他希望能保持匿名身份）。1967年夏，病毒在德国爆发时，琼斯先生在恩德培的一家出口机构打零工，专职的兽医检验员外出休假，他暂时负责检查出口的猴子，马尔堡病猴就在那里向外发运。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一名富有的猴类商人（根据琼斯先生说，“那是个挺可爱的坏蛋”），每年向欧洲出口一万三千只左右的猴子。数量惊人，利润更是可观。染病的那批猴子被送上夜班飞机来到伦敦，然后再飞往德国到了德国，病毒首先在猴群中爆发，然后“企图”在人类身上站稳脚跟。

打了许多次电话之后，我终于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找到琼斯先生，他现在是一名兽医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动物发运之前只有一次肉眼检查把关。”

“检查的人是谁?”我问。

“就是我，”他答道，“我检查猴子，看外观是否正常。要发运的动物里，有时候会碰到一两只受伤或有皮肤病变的。”他的处理手段是挑出看似有病的猴子，从出货中剔除（估计是被宰杀掉），将剩下的送上飞机。几周之后，猴子在德国闹出病毒爆发，琼斯先生感觉很难过。“我吓坏了，因为签署出口证明的是我，”他告诉我，“现在我觉得那些人都是我害死的。可是，这种感觉的意思是我当时能做些什么，但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他说得对，科学界当时还不知道那种病毒的存在，寥寥两三只外表看不出有病的动物就足以引起那场爆发。你会得出结论：这个人不该因此受到责难。

马尔堡病毒在德国爆发后不久，琼斯先生记起一件事情，这会儿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马尔堡病毒很可能在离奇塔姆洞不远的乌干达农村地区肆虐已久。1962年到1965年间，他驻扎在乌干达东部埃尔贡山麓地区，检查牛只疾病。就在那段时间里，当地部落的首领说火山北坡希腊河沿岸有人染上一种怪病，这种病会导致出血、死亡和“怪异的皮疹”而那片地区的猴子也因为同样的疾病而死亡。琼斯先生没去研究那些传闻，他也不可能确定这种疾病的起因。然而，在马尔堡病毒于德国爆发之前几年，埃尔贡山区很可能已经有过一次不为人知的病毒爆发了。

琼斯先生对马尔堡病毒爆发的看法让我想起照进黑暗洞窟的手电筒光束：让你看见热带病毒的源头与蔓延这场大戏的一角，视野有限，但足以令人不安。他说送往马尔堡的部分猴子捕获自维多利亚湖上的瑟瑟群岛。瑟瑟群岛位于维多利亚湖西北部，地势不高，覆盖着森林，从恩德培乘船很容易去。琼斯先生不记得高危之岛的具体名称了，只记得它离恩德培很近。总而言之，琼斯先生当时的老板与瑟瑟群岛的村民达成交易，从他们手上购买猴子。村民将猴子视为害兽，乐于摆脱它们，能换钱就再好不过了。商人就这么从瑟瑟群岛得到野生猴子，假如发现猴子生病，他就到恩德培附近的另一个小岛放生。来自瘟疫之岛的某些猴子最后很可能去了欧洲。

维多利亚湖面对瑟瑟群岛的西岸，在纸莎草丛和荒凉平原之间，有个名叫卡森赛罗的渔村。在村里你能看见瑟瑟群岛。卡森赛罗是全世界最早出现艾滋病的地点之一。传染病学家后来发现，维多利亚湖西北岸是艾滋病的初始传播中心。目前普遍认为艾滋病源于非洲的灵长类动物猴类或猿类然后通过某些途径传播给了人类。科学家认为病毒在从灵长类传播到人类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迅速突变，否则就不可能在人类群体中成功扎根。艾滋病病毒出现后的那些年里，卡森赛罗遭受了灭顶之灾。病毒杀死了很大一部分居民。据说艾滋病从地图上彻底抹掉了维多利亚湖沿岸的一些村落。

卡森赛罗的村民以打渔为生，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因走私而闻名遐迩。他们用木船和机动独木舟跨湖来回运送非法物资，瑟瑟群岛是他们的藏匿地点。不难猜想，假如一名猴类经销商要在维多利亚湖左近运送猴子，多半会请卡森赛罗或附近村落的走私者帮忙。

说到艾滋病的起源，目前普遍认为在1960年代，非洲兴起了一门利润丰厚的新生意：向发达国家出口用于医学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乌干达是这些动物的最大出口国之一。猴类交易在整个中部非洲开花结果，体系内负责抓捕和驯养的当地工作者暴露于大量野生猴子面前，而这些动物中有一些就携带了罕见的病毒。另一方面，这些动物被一股脑塞进铁笼，暴露于彼此之前，来回传播病毒。甚至，不同种类的猴子混在了一起。这为跨物种传播的病毒大爆发搭出了完美的舞台。同时也是病毒迅速演化的天然实验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很可能就是这么产生的。HIV闯入人类世界会是猴类交易的结果吗？艾滋病来自维多利亚湖上的某个岛屿吗？某个高危之岛？没有人知道。当我们开始探查艾滋病和马尔堡病毒的起源时，光线总会渐渐黯淡，事实变得模糊不清，但你能感觉到隐藏的联系。两种病毒似乎都符合某个模式。

戴维·希尔佛斯坦医生得知马尔堡病毒对人类的危害后，说服肯尼亚卫生部门暂时关闭了内罗毕医院。整整一个星期，来看病的患者都吃了闭门羹，六十七人在医院内隔离检查，其中大部分是医护人员，包括给莫内做尸检的医生，照顾过莫内和穆索凯医生的护士，为穆索凯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和处理过莫内和穆索凯的分泌物的所有护工与技师。结果发现，医护人员里有很大一部分都直接接触过莫内或穆索凯或两位患者的血样与体液。给穆索凯做手术的外科医生记得分外清楚，他们“被鲜血泡到了胳膊肘”，在隔离检疫的两周内提心吊胆，唯恐马尔堡病毒发作。一颗人类病毒炸弹走进医院的候诊室，在那里爆炸，导致整个医院停摆。夏尔·莫内就像一颗飞鱼导弹，从水下击中了医院。

谢姆·穆索凯医生从这种致命病毒的屠刀下侥幸逃生。他病倒后十天，医生注意到好转的迹象。他不再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而是表现出困惑和愤怒，并拒绝服用药物。一天，护士正想帮他在床上翻身，他挥着拳头叫道：“老子有棍子，小心我揍你。”就在这个时间点前后，他开始好转，许多天之后，他的高烧终于退了，眼睛也变得澄明；意识和人格重新出现，康复虽然很慢，但他彻底好了。目前他是内罗毕医院的一名主任医师，属于戴维·希尔佛斯坦的团队。访谈他的时候，他说他对感染马尔堡病毒的那几周几乎全无记忆。“我只记得一些片段，”他说，“我记得我严重意识混乱。在手术前，我记得我走出房间，点滴瓶就挂在身上。我记得护士一次又一次给我翻身。我不怎么记得疼痛了。能说得上来的只有肌肉和腰背疼痛。我还记得他对我呕吐。”医院里没有其他人确诊染上了马尔堡病毒。

在一种病毒试图“闯人”人类群体之中时，先兆很可能是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零星爆发，也就是所谓的“微爆发”。内罗毕医院的案例是孤立事件，是这种雨林病毒的微爆发，它在人类中启动致命爆发的能力尚不确定。

穆索凯医生的血液被装进试管，送往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为生物库增加马尔堡病毒的活体样本。他血液里的马尔堡病毒来自夏尔·莫内的黑色呕吐物，很可能源于奇塔姆洞。今天，马尔堡病毒的这个毒株被称为“穆索凯毒株”。其中有一部分被装进玻璃容器，永远保存于陆军冷库这个高危微生物的动物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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